贺昌陵园位于柳林镇贺昌村下南坪西，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由贺昌烈士纪念碑、英名馆、莲花池、廊、草坪等组成。陵园始建于1984年，胡耀邦、聂荣臻同志为纪念碑亲笔题词。1986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革命纪念建筑物。1996年以来，县委、县政府成立了筹建领导组，民政局、贺昌村委及离休干部王建平、贺昌村老支书贾歧山等多方筹集资金百余万元，添建了不少亭阁，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贺昌英年早逝，在其短暂的29个春秋中，历经革命风雨沐浴，英名广播幽燕，热血挥洒南国，为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已的青春和热血。本文撷取贺昌革命历程的一串故事，以示纪念。
少年有为 为民兴利除弊
贺昌，小名悟庵，又名贺颖，其颖，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清光绪31年12月25日）出生于柳林镇一个封建士绅家庭。
贺昌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入柳林小学读书。在小学读书时，同年级中数他年纪最小而考试总名列前茅，老师提问，反映敏捷，回答中肯，闻一知十，触类旁通，因此而受到老师的嘉奖和同学们的敬佩。他生性喜武，常召集群儿为伍，自当“元帅”，打了胜仗，即以花草泥丸等物制作假宴以庆功行赏。他还自编“军歌”让同伴呤唱：“领兵元帅，为贺悟庵，替民除害，灭匪当行”。他以民族英雄岳飞为楷模，崇尚“精忠报国，杀身取义”。
1918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离石县立高级小学，那年他只有十三岁，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并先后结识了进步青年张淑平、李燕敖、田开疆等，他的级主任老师刘菊初，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人士，对贺昌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在离石高小读书时，学校实行封建专制教育。一次去文庙祭孔，县长在歌颂至圣先师功德后，严厉指责贺昌等师生进步言行有违圣教，触犯校规，贺昌当即走出队列愤怒责问：“你身为离石父母官，不为人民着想，现在帝国主义瓜分我们的国家，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你为什么要镇压？这说明你不是离石人民的父母，而是离石人民的罪魁”。在贺昌的带动下，会场大乱，学生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县长张宴林灰溜熘地跑回县衙。县城古庙会唱戏时，张宴林的警备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妇女，看戏的人干着急不敢反抗，贺昌等带头串连了四五十名学生，拿着砖头、石子与警备队展开搏斗，警备队根本没把学生娃子放在眼垦，挥舞枪托左捅右砸，企图驱散学生。不料，学生越来越多，看戏的青年也奋起支援学生，铲棍、镢把与枪托展开了一场混战。群众在一边呐喊声援学生。警备队见百姓人多势众，纷纷落荒而逃。学生抓到几个警备队员，押到县衙前游街示众，要求县衙给予惩处，县长始终不敢露头。
1919年，五四运动洪流波及到离石，贺昌和他的进步同学王达成、杨逢昌等一起，带领离石县城的学生进行爱国活动，走上街头，用讲演、文艺表演等形式揭露卖国贼，宣传抵制日货。他还把自编的诗歌贴在学校的通道里作宣传，《行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七言律诗：“扛把笔杆再扛枪，经文纬武干一场，颈血常思敌国溅，寸心久欲报家邦，但得东风时与便，贺郎也不亚周郎”以示其爱国热忱与豪情壮志。
离石县长贾占堂是一个帝国主义走狗，他严禁并压制学生运动，贺昌等同学用街头活话剧的形式，同贾占堂进行了一场机智勇敢的斗争。一天，贺昌牵着一条头顶东洋草帽的小哈吧狗，随着游行队伍来到街头，进行形象讲演。突然，贾占堂带着一群警察闯过来干涉。贺昌一边用眼色向群众示意，一边用手指着贾占堂和身边的哈吧狗。听讲的群众马上心神领会，一拥而上，围住这群丑类，手指贾占堂头上的东洋帽七嘴八舌地嘲骂：“哈吧狗，哈吧狗，东弹鬼子的哈吧狗”，贾占堂气急败坏地叫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随即摘下头的东洋帽子，狼狈而逃。
为了进一步唤起民众，贺昌又和田开疆、王达成、刘有钢、李燕敖等，利用假期回到家乡柳林，开展了反帝爱国宣传活动。他们深入田家沟煤矿、杨家坪、穆村、上青龙、杨家港等村子里，用自编自演的形式，向工人、农民进行反帝、反对官僚主义的宣传。《白瞎子的遭遇》小剧就是利用柳林当地封建势力残酷剥削和压榨群众的活生生事例为内容，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传播革命思想。上演后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反响很大。
青年立志矢志革命事业
1920年春，贺昌随着父亲来到省城太原，考入了省立第一中学。当时，这座学校的政治思想比较活跃，是省城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活动家高君宇的关心指导下，贺昌的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并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并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被吸收为通讯会员，他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宣传活动中。1921年5月1日，以“唤醒工农，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贺昌与高君宇、王振翼、李毓棠、武灵初、高成哲、梁振、姚淳八人成为山西最早的团员。
贺昌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猛烈拼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力了实施团的宗旨，贺昌来到汾阳铭义中学，向进步青年介绍进步书刊，宣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道理。他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以大量的事实写成《寒假见闻录》一文，质问阎锡山：“吾省长即为民兴利除害，爱民如子，何为税务日增，使民不堪其任，将来人民贫不聊生，则国家何由而富？”针对贿选议员的丑闻，写了《敬告新选众议院议员书》，揭露其贿选之祸国殃民。他还和王振翼主编了《平民周刊》和《青年》刊物，采用入股集资的方式创办起晋华书社，向青年介绍《唯物史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探求革命真理。
1921年，王振翼调离山西，贺昌担任团支部领导人，团的工作发展迅速，团员由8人增至41人，团支部由1个增至7个，1922年9月，经团中央批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年方17岁的贺昌当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肩负着领导山西活动的重担。
省立一中是山西创办最早的一座官办中学，曾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被阎锡山称为“模范中学”。“五四”浪潮打破了学校的平静，使阎锡山惊恐不安。于是委派反动鹰犬魏日靖担任一中校长。魏一方面装出关心青年的样子，规劝学生好好读书，莫谈国事，以免荒废学业考不上大学；一方面采取“惩治手段”，每周考试一次，不及格者留级，迟到误课即给予记过处分，打击迫害进步学生。1922年暑假考试，校方故意出偏题、难题、怪题，致使200多名学生不能升级，十几名应届毕业生不能毕业。贺昌和团地委的同志决定对校方的卑劣作法予以反击，并研究制订了行动计划。开学的第二天，贺昌、李毓棠、刘廷英等召集全体学生在礼堂开会，号召大家用罢课来抵制校方的迫害，提出了“反对封建独裁，要求政治活动自由，打倒坏校长魏日靖”的口号，一致通过了罢课宣言。会后，愤怒的学生在贺昌的带领下，冲进校长办公室，七手八脚地把魏日靖抬起来扔到校门外，宣布不准他再进校门。阎锡山不肯撤换校长，学生坚决不答应。阎锡山派政务、警务、教育三厅长带领警察冲进一中，抓走抬校长的十几名学生。三厅长召集全体学生训话，会场轰然大乱，三个厅长被学生关进校长室。阎锡山得讯大动肝火，派出一营士兵将一中包围起来。贺昌等团地委领导人紧急研究对策，组织学生关闭校门，手执棍棒起来自卫。经过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把反动校长魏日靖驱逐出了一中，打击了当局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青年信心，一批革命骨干受到锻炼。由于贺昌及团地委其它成员的共同努力，使太原团的组织不断发展，工作有声有色。
贺昌很注意发动工人群众，使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按照团中央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贺昌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丁一场“学生生活工人化”的活动。要求大家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工厂、车间、宿舍和工人群众交朋友，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奔走于工人群众之中，和他们促膝谈心，同餐共宿，交了不少工人朋友。贺昌还以青年学会的名义，在太原一中办了业余平民小学，后又增设了平民夜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引导他们为求生存，谋解放而斗争。
1922年5月中旬，贺昌领导发动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工人罢工，事先起草了《罢工宣言》、《告群众书》，同时组织团员和进步学生四出活动，与全市及印刷厂工人取得联系。5月1 6日，大国民印刷厂工人宣布罢工。17日，贺昌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纯阳宫集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举行同盟罢工。并呈请太原公安局，要求成立印刷工会。由于当局干涉，同盟罢工未得实现。1922年10月，正太铁路总工会太原区分局成立，贺昌兼任区分局秘书。12月贺昌发动了正太铁路工人“为在阶级斗争的热潮中争回自己的权利”而进行为期12天的罢工。当局被迫承认工会提出的十二项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京汉铁路发生“二•七”惨案的当天，贺昌领导太原铁路工人举行声援罢工，有力地支持了京汉铁路工人斗争。1923年7月，贺昌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太原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重视，团中央考虑列他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决定调他到上海团中央工作，并送他到大学学习。在这里贺昌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还结识了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等知名革命活动家。短期学习结束后，党中央分配他返回北方，在平、津一带从事工人运动。
领导起义推动革命发展
贺昌来到平、津以后，经常深入工矿企业，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疾苦，鼓励他们斗争。并在《向导》、《先驱》等刊物发表文章，及时总结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和平改良的手段是不能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只有结合劳动民众革命呵！’’1923年11月26日，贺昌参加了水口山矿工人罢工斗争，他鼓励工人“现在我们只有紧紧的团结，勇往直前的努力”，“我们工人要做种种争自由的奋斗，才能够把自己解放出来”，指导工人运动，工人们称他为“知心朋友”。
1924年2月，贺昌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遣，南下安源工作，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与陈潭秋、吴化之住在一起，后被选为团安源地委执行委员，任秘书兼会计，负责《安源旬刊》的编辑工作，1924年5月，贺昌主持安源团的工作，支部由原来的7个发展到26个，团员由168名发展到245人。1925年春，出席了团中央在上海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常务委员，担任团中央工农部长。“五卅”惨案发生后，贺昌积极发动学生投入“三罢”斗争中，深入码头，策动海员罢工，组织海员工会。1926年3月1 6日，北京爱国群众举行反帝大游行，遭到军阀段琪瑞的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在这次大游行中，贺昌同志亲自领导群众，站在天安门前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揭露段琪瑞执政府的罪恶行径，受到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敬仰和拥护。这一年，贺昌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不久，贺昌奉命返回上海，担任以罗亦农为首的中共江浙区委委员及共青团江浙区委书记。
1926年10月起，上海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贺昌同志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的领导下，通过共青团和学联组织宣传队，协助党组织选拔优秀的青年工人和学生进行秘密训练，组成纠察基干队伍，并组织学生罢课，实行总同盟罢工。起义中，他又身临第一线，与工人并肩战斗。由于党的正确领导，1927年3月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打败了军阀部队，占领了上海。不久，贺昌即被派住武汉，就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4月27日，贺昌出席了党的五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南昌起义时，贺昌坚决支持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在九江，他与关向应一起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辨，认为武装起义是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最有效方式。贺昌由九江赶往南昌参加了8月1日举行的式装起义。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转战潮汕地区，贺昌也随部队南下。与李立三一起前往香港，负责接待安排流落在港的同志。1 1月，贺昌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会议，参予研究发动广州起义的有关问题0 12月上旬，奉中央指示同苏兆征、郭亮组成特别委员会，赴武汉查处长江局工作中的问题，未能亲身投入广州起义的战斗。1928年6月18日，贺昌代表共青团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贺昌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湘鄂赣边巡视，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武装斗争。
机智勇敢与敌巧妙周旋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贺昌锻练的机智勇敢，沉着老练，多次脱离险境。
在太原团地委工作时，贺昌有时为了摆脱跟踪的特务，一个晚上要更换几个地方。一次，贺昌去太原南站散发传单，被阎锡山特务发现，一时军警林立，把车站围个水泄不通，正太铁路工人对贺昌非常熟悉和敬佩，当贺昌找到车长时，车长一听说是贺昌，急忙把他拉进车长室。过了几分钟，贺昌化装成年轻的车长，列车长改装为一个年老的旅客到车厢里找座位去了。那年轻车长身穿兰呢制服，头戴圆顶车长帽，手拿着红绿旗，坦然地走出了车厢。这时，一群特务疯狗似地拥进车厢要搜查每个进出车厢的旅客。特务折腾半天，也没有搜到一个“赤党”，于是下令发车。贺昌摇了摇绿旗，下达了发车信号。几秒钟后，这挂列客车一直往北京方向开去。过后特务们才知这位年轻的车长就是他们要抓的贺昌。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阎锡山也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贺昌成了他们的眼中盯。他派出大批特务，到处捉捕贺昌同志，可都枉费心机。一次，党派贺昌到武汉一带领导青年运动，为避特务的眼目，贺昌不能直接从太原车站上火车，必须徒步走到榆次，再从榆次搭车南下，当时任务紧急，党给贺昌准备了一头小毛驴，叫他尽快赶到榆次。贺昌给驴脖上系上铜铃，扎上红绸，骑上就走了，出东门走了不到20里，就把毛驴转给了一位去榆次的盲人老农，自己却绕路越过榆次，改由阳泉搭火车上路了。
贺昌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领导工人运动时，也回到太原指导工作。贺昌某夜回到父亲寓所，父子久别重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谈至深夜突然要走。其父不忍离别，强留他住一宿再走。贺昌坚决说：“我走了，不一会就有搜捕我的。”他劝慰父亲后，毅然离开。不出所料，这一夜便衣果然前来搜查。1927年春节时，其父贺雨亭作对联一幅：“丁男志在四方，青年不少英雄气；卯酒欢联一室，苍发偏多儿女心。”寄托着他对儿子的思念、勉励之心。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贺昌领导学生游行示威，自己在天安门前讲演，散发传单。下午三、四点，游行结束后，贺昌赶往艾平的住处，白己换上艾平的衣服。谈了约半个小时，贺昌就要走，艾平挽留，贺昌说：“我就是现在动身，也过不了一会，就会有人来你这里搜查。”艾平看到贺昌换下的衣帽挂在衣帽架上，要往箱里放，贺昌告诉他，那些特务来了要翻箱倒柜，摆在眼前的东西却不看。走后不一会，两个便衣气势汹汹来搜查，翻箱倒柜，衣帽架却一眼未看，懊丧着脸灰溜溜地走了。
结识伴侣夫妻并肩革命
1928年底，贺昌调回上海党中央工作，黄慕兰也由江西省秘书调到上海任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政治局开会时，黄慕兰常担任记录，二人结识。贺昌经常同黄慕兰同志谈话，指出革命是要流血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投身革命那时起，就随时准备牺牲，并勉励黄慕兰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好地为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相爱。经组织同意，他们俩人结婚，结为革命伴侣。
1929年春天，贺昌再赴香港，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长。不久，组织调黄慕兰去南方局做秘书兼交通员工作。在白色恐怖下斗争的南方局工作，十分复杂，贺昌工作起来生龙活虎，象一团燃烧的火。他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与敌人斗智斗勇，工作任务艰巨，条件异常艰苦，他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和衣片刻又爬起来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此期间，黄慕兰同志设法为党做工作，为了给党中央转送经费，她浓装艳服，乔装成一令贵妇人，随机应变与各种人周旋顺利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乘普通轮船返回香港。这年6月下旬，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会后调任湖南省委常委。在湖南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以主要精力协助省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土地革命斗争，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号召工农民众在共产主义的“火光”照耀下，奋勇前进。
1930年春，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土地革命的领导，中央调贺昌夫妇到北方局工作，贺昌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兼顺直省委书记。黄慕兰仍担任秘书及交通员工作。当时平津一带白色恐怖严重，斗争异常艰苦，党组织屡遭破坏。为工作方便，贺昌决定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贺平托付给南方局书记卢永炽夫妇抚养。爱人黄慕兰望着襁褓中的爱子，想着北方的艰苦斗争，心中十分矛盾。贺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给爱人解释：“孩子将来长大，是老卢夫妇的，也是我们的。我和你一样疼爱孩子，更希望他快快长大，接过我们的枪，但他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和社会的，养儿防老是封建社会观念。”在贺昌耐心开导下，黄慕兰抑制住心头的辛酸，丢下爱子，起程北上。
在北方局工作期间，由于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贺昌先后发动了唐山兵变和河北完县农民暴动，因对形势估计错误，兵变和暴动均归于失败。1931午王明取消了北方局，撤销了贺昌中央委员职务。中央同意贺昌去中央苏区工作的请求，决定调其去苏区工作。当时关向应不幸被捕，贺昌在向周恩来请示后，决定让爱人黄慕兰留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全力营救关向应出狱。当有的同志问及此事时，贺昌说：“我是向组织寄子托妻，心里是踏实的，我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我们都是为共同的事业而战斗，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是放心去前线的”。
经受挫折对党忠贞不谕
大革命失败后，在复杂的斗争中贺昌也犯了一些错误。1927年底，查处长江局问题时，时任长江局主任的罗亦农对临时中央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提出异议，贺昌所在的特别委员会采取了错误的方针，改组了湖北省委，引起了湖北干部和党员的不满。临时中央局发现问题后，迅速纠正了这一错误。
1928年5月，贺昌再赴安源，与林仲丹、袁德生、滕代远、彭公达等组建新的湖南省委、恢复职委、铁委、宣委，并在重要地方建立交通局，省委机关设在湘潭。到6月底建立湘西、湘东、湘南、湘鄂赣边四个特委，恢复了湘鄂赣边特委与湘军独立第5师1团彭德怀部的关系，加强了对产业工人集中区域株萍路、粤汉路的工作指导，并在安源建立了交通局，便利了各地与省委、中央的联系。与此同时，贺昌积极策动平江彭德怀部起义，并于7月22日，官兵举起平江起义大旗，7胃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宣告诞生。并促成红五军到达宁冈地区，胜利实现了同红4军的会师。
5月下旬，贺昌即派杜修经以湖南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带去其给四军军委书信，肯定了毛泽东建立罗霄山中段根据地的战略计划，指示：“兄处部队为便于行动及作战起见，应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分派军队若干单位到各县发展斗争，到处骚动敌人，黑夜袭击，分散敌人力量，个别击破”，并指示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润之为主席。杜修经带回了毛泽东的工作报告。贺昌及湖南省委做了大量支援井冈山斗争的工作，选派江华、袁德生等一批干部赴井冈山，组织几批学生上井冈山，发动安源工人携带武器上井冈山参加红军，调派几部分农民武装上井冈山。还运送了大量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物资支援井冈山。11月6日，他又致信井冈山，提出“必须采取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肃清豪绅武装，扩大红军为中心任务，对于敌人的大部队，尽可能回避作战，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的”。这些意见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
1930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时任北方局书记的贺昌被任命为北方行动委员会书记，发动了唐山兵变和完县农民暴动，均归失败。当时，山西特委对此提出异议，被贺昌指责为“例外主义”，并采取了组织措施，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丁李立三的统治，贺昌诚心检查北方局工作中的错误，补选贺昌为中央委员。会后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制定出新的工作方针。1931年1月王明“左”烦路线，取消了北方局，撤销了他中央委员职务，面对严肃的组织处理，贺昌怀着对党的忠心耿耿，决心郑重接受历史教训，以百倍的努力补偿过去的错误。
为了更好地锻练自己，贺昌请求到苏区去搞武装，打游击。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11月，贺昌由吴德峰护送，几经碾转来到中央苏区，最初的几个月他在兴国县委工作。他毫不计较名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困难，受到干部和群众的爱戴，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老贺同志”。兴国县在打土壕、分田地、扩大红军、配合主力反围剿等各项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兴国县很快成为中央苏区的模范县之一。
1932年2月，贺昌被调回中央军委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由刁：主任王稼祥同志受伤有病，贺昌几乎承担了总政所有的日常事务工作。在总政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他为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呕心沥血。他刻苦学习，努力提高政治和军事理论水平，经常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课或作政治报告。常挤时间为苏区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战斗报》撰写文章。1934年1月，他和王稼祥一起主持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为保证党茌红军中的绝对领导而斗争”。贺昌认为“只有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才能真正实行统一的意志；要有灵活的适合战斗情况的战时政治工作，才能保证每个战斗的完全胜利。”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贺昌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血洒南国 献身共产主义
1934年10月，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使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苏区面积大幅度缩小，中央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中央苏区只留下党的中央分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贺昌留下来担任中央军委苏区分会委员和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与项英、陈毅等一起领导留守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斗争环境异常险恶，项英、陈毅、贺昌领导弱小的留守红军与数十倍的敌人周旋在会昌附近山区，死命拖住敌军，掩护党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而他们却陷入敌军重重包围之中。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三个半月后，江西根据地全部被疯狂的敌人占领了。项英、陈毅、贺昌率众退至三县交界处的仁风山区，敌人把仁风山地区团团围住，到处是枪响，部队决定分五路突围。突围异常艰难，突出去的人很少。按照计划，贺昌随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红24师70团一起行动。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没有突围的贺昌所在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委两支部队，赴境更加险恶。一次在崎岖山路夜行军时，贺昌因过度疲劳从马背上摔下来，腿部负了重伤，在残酷的斗争中，他强忍剧痛，拄着木棍坚持指挥战斗。部队三天吃不到饭，他不顾自己已严重腿伤且行动不便，毅然杀掉他心爱的战马，让战士们充饥。
3月3日下午，开始突围，经过一昼夜的激战，部队冲出重围，脱离仁风山区，并于3月5日拂晓渡过了会昌河。不料，部队刚一上岸，就遭到敌人的死命阻击。贺昌指挥大家且战且退，死伤十分惨重。这时，贺昌同志也身负重伤，仍顽强地向敌人射击。当一群敌军扑上前来准备抓活的时，他留着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已。“红军万岁”，壮烈的声音便是贺昌唯一的遗言。年仅29岁的贺昌，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白占全)
